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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基本以民法典、刑法典等为法的抽象性范例，这类立法的确是对象不特定的典型。

[48]简单说，授予私人权力的法律使得每个个人成为私生活的立法者，个人可以通过动用自己的意志创设各种各样的权利义务结构，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出巨大的便利，进而实现对生活的自主控制、自主引导和自主计划。由于能从前一种授权中区分出原始权力和被授予的权力，所以这是一种权力的转授现象（delegation）。

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告诉官员在人们违法后如何予以纠正，法律的主要功能指向法院之外的广大空间，在于控制、引导和计划我们的生活。因为在公法之内，宪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别，也就是说，宪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这并非只是一种法律上的传统，而是某种强大理由所使然的。因此，可能出现如下情形，在某些实在法体系中属于一般行政法的内容，在另外的实在法体系中可能被归为任务型行政法，反之亦然。我最终还是承认有对实在法体系的真正挑战了吗？是的，尽管极为罕见，但还是存在着实在法、实在法体系和实在法理论都无法回应的情形。另一种并不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主体之间，而是由规范或法律规定谁有权做什么。

如果人们选择不服从，那么该行为就会被说成对义务的违反，或者在法律上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注意到早已存在于法学中的概念工具，那么将发现这种挑战其实很难成功。[14]从本文的视角来看，针对尚未完结权利义务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大部分行政行为的确都具备这一效果——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所涉对象的权利义务。

[48]该案中，《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是明显针对特定个人完结其权利义务的私人法案，因而存在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如果第889条属于对华为公司过去行为进行处罚的制裁措施，那么即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第3项（立法篡夺司法）。那么，抽象与普遍、一般是何关系？第一种解释模式是行政法学传统教科书的定义，用抽象行政行为一词指代行政立法与其他规范性文件。[73]现实中，如果以立法的形式直接侵害了某一公民的权利义务，现阶段法制体系下唯一可行的救济渠道是该公民向有权机关提起审查建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9条等）。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在议会制定法中，实际很少存在普遍、抽象的一般法案，反而是针对特定人、特定事件的私人法案占了主流。

因此，这是部分性地确立了法的抽象性原则。[60]参见黄宇骁，见前注[6]，第57页。

事实上，三者不加以区分是学界的多数态度，一些行政法学论著也使用普遍而不是抽象来形容规范性文件的特征。因此，依据是否单靠立法本身就能够完结权利义务这一标准可以对抽象和具体进行第二层含义的解读：如果立法公布后必须依靠其他国家行为才能彻底完结权利义务，则可以称之为抽象。[43]田中英夫，见前注[39]，第127页以下参照。第一，随着议会对各行各业统一制定法律规则的增多，立法空白领域越来越少，具体法的适用空间自然而然随之减少。

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说：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及其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人以及个别行为。因此，从行政裁量的控制角度来说，立法应当抽象反倒是应当反对的命题了。[19]（日）山本浩三：一般規範としての法律概念，同志社法学27巻3号（1975年）307页以下参照。这种类型的法律可谓是真正意义上具备了教科书中所称法的抽象性或普遍性。

[25]相同论述，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66]参见姜明安，见前注[9]，第77-79页。

第三，时限范围的不特定。[49]换句话说，成为问题的并非立法是否应当抽象，而是司法独立原则。

况且，即便通过后续行为（义务违反制裁行为）中介提起诉讼，法院也无法对规章及以上的法规范进行附带审查，实际并没有多大意义。那地方人大立法又如何呢？从直接逻辑上讲，既然地方法院对地方权力机关负责，那么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作出不超越审级的个案审判似乎并没有什么宪法问题。参见金梦：立法性决定的界定与效力,《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第153页。进入专题： 立法 抽象规范 法的一般性 行政保留 普遍约束力 。学说普遍认为第一种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类型显著违反《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1款，第三种类型并不违反该条款，而第二种类型应当分类讨论。[52]参见同上注，第245页。

那么法院的审判权可以对抗法律（狭义）吗？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7]例如，参见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22]山本浩三，见前注[19]，第312页参照。冯健鹏：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程序保障——一种宪法解释的可能性,《浙江学刊》2013年第6期，第169-176页。

[53]当然，上述针对特定群体（阶层）的立法并非是指名道姓的，仍然可以形式上归类为抽象法，但这也仅是形式而已。再次，英国制定私人法案的传统也被美国所继承。

[41]其次，制定私人法案是普通法系发源地英国的一贯传统。[71]例如，参见左卫民、朱桐辉：公民诉讼权：宪法与司法保障研究,《法学》2001年第4期，第3-13页。[39]首先，在英美两国，直接针对特定个人确定其权利义务的法律不仅被允许且也拥有专有名词，一般被称为私人法案（privateact或privatebill），抽象法则称为公众法案（public act）。当然，如果整个法制体系可以建立完善的立法侵害事前正当程序与事后司法救济制度，那么届时立法应当抽象也就并非是需要额外强调的教义了。

本文首先对非抽象性法作了效力范围特定性立法与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的两种区分，并依此归纳了四种立法类型。第一种是指名道姓针对特定对象的法律。

[13]从这句话来看，美浓部实际就权利义务或法律阶段对立法进行了两类划分：第一类是两阶段权利义务完结型，必须存在立法+行政行为或立法+司法行为才能彻底完结权利义务，换言之必须要两个阶段才能具体确定法律所涉对象的权利义务。1.事前程序权与事后程序权的保障尽管学界就程序权应当如何分类以及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关系等各自持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就我国现行宪法是否保障程序权应当是没有疑问的，都持肯定态度。

首先，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认为立法权是国家的一般意志，执行权是这种意志的执行，这一观点已蕴含了抽象——具体框架。五、结论如果说立法应当抽象或立法应当普遍适用是当然的法治原理，其实是一种重大误解。

第三种是立法用语抽象，但却是以现实中某个特定人或事件为起因而制定的法律。理论上如果有权机关制定了授予甲公司烟草专卖许可条例或允许张三与李四离婚法等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但这在我国立法实践活动中也许是难以想象的。直到《德国基本法》制定后，以法的抽象性原则来制约立法权的思想才在德国学界获得一定程度的重视，德国式的立法应当抽象主要指代立法的权利义务未完结性。我国立法按效力可及范围可分为全国范围立法（狭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省级范围立法（省级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等）、市级范围立法（市级地方性法规、市级政府规章等），各自级别立法应当在各自级别范围内具有约束力。

然而，如果一般处分是以立法的形式公布，就是此处所称的单阶段权利义务完结型立法了，其实际上就是一种披着立法外衣的行政行为，也就是从形式上看是法律、法规和规章，但实质内容却是一般处分。[9]第二种解释模式主要来自德国（包括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公法学上的主流分类。

第一，宪法虽明确将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定位于行政机关（《宪法》第85条、第105条第1款），但实际并非与西方意义上的行政等同——我国绝大多数的行政立法并非西方概念上的授权立法，而是自主立法（表现为上位法的执行细则或职权立法）。[67]参见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4-136页。

[2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修订第3版），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9、46-47页。如此一来，我国司法实务似乎并没有拘泥于学界对抽象与具体的区分标准，将具体理解为直接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而抽象则意味着尚未实际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